原标题：一支疫苗里的合作“基因”

2014年2月27日，深圳，一家企业生产的乙肝疫苗。视觉中国供图

从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被运入北京所厂房。受访者供图

赵铠院士手持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样品。默沙东官网

北京所与默沙东合作试制乙肝疫苗，双方人员一起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
中方参与者与默沙东来华员工在北京所生产车间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与北京东五环相邻的生物制品研究所，如今是一座掩映在爬山虎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。一栋巨大的白色厂房久已停用，以至于人们会有意无意避开这栋荒凉的大楼。

直到今年9月，大楼前迎来了一群拥抱、握手、合影的中老年人。他们有着不同肤色，聊天时中英文夹杂。

30年前，这群人见证了大楼的诞生。它是中美一项合作的产物，中国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的诞生地。

以这支疫苗为代表，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接受了乙肝免疫保护。原卫生部称，截至2010年，至少有8000万人因此免受乙肝病毒感染。2014年的全国乙肝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1到4岁儿童中，乙肝病毒感染比例为0.32%，较1992年的9.67%呈断崖式下降。

时隔多年，双方工作人员重聚，很多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老朋友。一位中方工程师说，当年为节俭，他使用带着裂隙的试管，美国专家大惊失色，气得一把抢过摔到地上；一位美国员工则在很长一段时间怀疑中国人不喜欢他，因为人们对他说，“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”。很久之后他才理解，那是中国人表达善意的方式。

不过，回忆到最后，双方总结的话语却又都很相似：经历了误会甚至争吵后，还是学会了理解，学会了信任，成了朋友。

1.2亿感染者

中国是“乙肝大国”。20世纪70年代，中国大陆进行的首次乙肝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，感染率在9%以上。依世界卫生组织标准，乙肝病毒感染率高于8%，属于疫情严重的高流行区域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病原生物学教授庄辉向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解释，在乙肝疫苗推广接种之前，中国有1.2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，其中三四千万人是母婴传播所致。“成人感染乙肝病毒，只有不到10%演变为慢性乙肝，新生儿感染的患病率则高达90%-95%。”

他说，早年的慢性乙肝病人，除非死于其他疾病，发展为肝硬化、肝癌几成定数。国内临床中大量使用五味子等中成药抗炎保肝。“那些手段其实近乎无效。”

几千万人一出生即遭厄运，人们“谈乙肝色变”。当时多支国家运动队中，均有世界冠军突然体力严重下滑，提前结束职业生涯，原因是慢性乙肝。

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、现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，接到了牵头开发乙肝疫苗的任务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研究与生产的专门机构。

疫苗被列为防治乙肝的重中之重。1986年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研发的血源乙肝疫苗投产。

“血源疫苗虽有效，但有三大弊端。”赵铠称，以病毒感染者的血浆为原料，有污染环境、伤害生产人员等风险；长期、大量从人身采血，既损害健康，也无法保障稳定供应。最关键的是，血浆中除了疫苗生产必须的表面抗原，还可能携带其他病原体。

产能还受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流程制约。“血浆加工后得到抗原原液，先装在大玻璃缸里，再一支支手工稀释。”曾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负责乙肝疫苗生产的赵景杰告诉记者，一些同事在操作时不慎划伤手指，便感染了病毒。

20世纪70年代早期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陶其敏等人第一次开展血源乙肝疫苗试验时，由于缺乏外汇，无法购买动物实验所需的大猩猩，更是一度给自己注射，代替动物试验。

很长时间内，中国的疫苗生产都不具备工业化、标准化能力。美国默沙东公司则于1986年分离出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编码基因，将其植入可大量繁殖的酵母菌细胞基因组内，能迅速合成大量抗原，由此推出了基因工程乙肝疫苗。

“它不是生物工作者能完成的，涉及很多工程问题。”赵铠至今记得，受邀实地考察美方生产线，在全封闭的现代化车间内，他们习以为常的玻璃瓶罐、手工搬运都没有见到，取而代之的是几十、数百立方米的大金属罐和连接它们的全封闭管道。“从培养酵母菌，到收获酵母细胞、破碎细胞、纯化抗原……都在流水线上完成，是纯工业化的。”

1987年，赵铠等专家向原卫生部建议，考虑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。1988年，经过数次论证，中方组建代表团，与默沙东开始了漫长的谈判。

坐进一条船

当时，国内数个自主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项目仍在进行，有声音说，与其将钱给外国人，不如继续支持国内研究。

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批复：自己的继续支持，国外的技术也要引进。乙肝疫情严峻，疫苗不怕多。

另一个问题在于转让费用。默沙东最初希望向中国出售成品疫苗，单次免疫需要3针，总价最低100美元。这是当时的中国无法承受的价格。谈判的重点就此转向一次性技术转让，最初报价1000万美元。

当年谈判的双方都承认，从那时起，这项合同之于默沙东，几乎很难再赚到钱。疫苗研发动辄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。一心推动此项合作的默沙东时任CEO罗伊·瓦杰洛斯甚至与公司其他高管发生过争吵。

“我很焦虑，时间很紧迫，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。中国的新生儿应该在出生24小时内接种它……”20多年后，瓦杰洛斯在一次受访时回忆。

代表团里的中国财政部官员有一次告诉赵铠：部里能为此拿出的美元，其实最多几百万。

赵景杰参与了几场谈判。他的记忆里，双方出现分歧，中方代表会集体离席，出门在走廊里“开小会”，为的是先统一意见。“我们这些搞卫生和生产的，就希望合作赶快谈成；但负责外贸和财政的同志考虑更多，也更谨慎……”

最终，默沙东将费用再降至700万美元。中方则再引入深圳市的康泰公司，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各引进一条疫苗生产线。财政部和深圳方面分别支付350万美元。

1989年，默沙东公司与中国代表团签署协议，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方，收取700万美元，作为培训中方人员和支付美方参与者劳务的成本，此外不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。

1990年底，中方派出技术人员前往美国学习。18个月后，美方的一批员工又来到中国，协助疫苗投产。

赵铠记得，多年之后，瓦杰洛斯某次与他会面，依旧笑着“抱怨”：当年那700万美元，培训你们两批人，再支付完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，最后还亏了不少！

1990年，在美留学的中国人武阿妹被招入默沙东，担任这一合作项目的美方翻译。她翻阅此前谈判的往来文件，惊奇地发现，默沙东一度想要放弃合作。

“默沙东这边，钱其实并不关键。”时至今日，武阿妹依旧很感慨，“最难的，是彼此信任和文化上的差异。”

“对于默沙东，当时的中国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家。”武阿妹回忆，公司内部讨论最多的，是疫苗研发投入了天价成本，即使低价转让给中国大陆，但在全世界其余地区，这依旧是被寄予厚望的产品。这个此前从未打过交道的国家值得信任吗——他们会不会将疫苗私销别国？他们的技术力量又能否保障产品质量？如果中国产的疫苗出现问题，会影响这款产品乃至默沙东在全球的声誉和前景。

翻看当年的文件，武阿妹能感到，中国有关部门也十分谨慎，不少表述都留有余地。当然，说话含蓄本身也是中国人的特点。可在美国人看来，很多文件纯属“打太极”，实在难以理解。

当时，默沙东方面屡次向中方发函，反复确认一个问题：陈敏章部长是否同意了这项决议？依照美国人的习惯，文件最终生效，要看项目总负责人的个人签字。但在中国显然并非如此。因此，他们收到的回信总是一封加盖了某部门公章的红头文件：“我们经过研究……”

美国人疑心更重：“我们”是谁？

中方的疑虑也很多。忧心中国技术能力不足的默沙东只愿承诺，指导北京和深圳的生产线，各自具备2000万支疫苗的年产能。但年产4000万支疫苗，只够1000多万人使用，无法满足防疫形势。

那场合作之后，武阿妹立志“为中国的公共健康做更大的项目”，留在默沙东，一度成为这家企业中国疫苗事业部的总监；洪爱琳现在是一家投资银行的高管，负责在华医疗领域投资；刘群则留在了康泰，成为副总。

他们中的很多人在30年间一直保持通信。重聚在当年工作过的园区，人们围坐在一起，看着老照片，很快便有说不完的故事，讲不完的笑话；有人带头哼几句，这群人便合唱起当年一起学过的歌。

2011年，刘群也再一次前往默沙东总部，商讨另一款疫苗的技术转让。从商务意义来看，那是一次不太成功的会面。

回国前，他决定去看望尤金·沃普勒。他吃惊地发现，沃普勒家里挂着一副中国书法，正是自己多年前赠送的礼物。

“之后我会离开这世界，我的孩子也不懂书法。你应该把它带回中国。”告别前，沃普勒说，“这本就是属于你们的东西。”

刘群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。一切好像回到了过去。

但时间只会匆匆向前。尤金·沃普勒，没有赶上30年后在北京的聚会。2019年4月24日，他病逝于美国。

他参与研发的疫苗还在中国，最早接种它的孩子很多都已成家立业，按照30年前定下的合作计划，他们的下一代在出生之后，也在24小时内，打上了这么一针疫苗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 程盟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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