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五）

自从父亲入伍以后，就与家中断了联系。当初，我父亲在东山沟报名参军的时候，没有来得及告诉家里人，只是跟一起干活的工友说了声：“我去当兵了，你们回家的时候，跟我爸说一声。”

从此后，兵荒马乱，天天行军，常常和山里的土匪打上一仗。即便写信也没地方寄。直到1949年初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结束，东北全境得以解放，沈阳城才平静下来。此时，父亲已随四野渡江南下，并在湘西剿匪和组建长沙工校，更加无暇写信。这期间，也写过一两封信，但不知是写错了地址，还是家人搬家了，总之，没有任何回音。直到1952年底，已在北京的父亲突然想起了我大伯家的地址，便写信过去，居然他们没有搬家。从此，便与阔别六年的家人联系上了。

可想而知，这六年的日子，爷爷和奶奶是怎样度过的。

父亲当兵的事情，爷爷奶奶后来知道了，但是不知道我父亲在什么地方，在哪个部队，也不敢到处打听，因为当时沈阳还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。直到东北解放以后，当地的民政部门给家里送来了一纸奖状，上面写着：“光荣烈属”。爷爷和奶奶痛不欲生。

在战乱年代，这种事情并不鲜见。有子女牺牲的家庭不只我爷爷一家。解放初期，各地民政部门的工作中，有很大一块任务就是落实参军子弟的下落。

六年之后，当爷爷得知我父亲竟然还活着的时候，这位刚强的老人哭得不成样子。我奶奶多年神神叨叨的毛病似乎好了许多。父亲发回电报说：忙过这几天就回家探望二老。

自此，只要门外一有动静，奶奶便跑出去看看她的三儿回来没有。其实，我父亲排行老五，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。在旧社会，女孩不能参与排行，所以我父亲就成了老三了。

东北的冬季十分寒冷。一天晚上，奶奶似乎觉得门外有什么动静，便悄悄地跑了出去。大家并没有在意，因为奶奶经常这样。

外面正下着大雪，奶奶也没有披上外衣，寒风一激，奶奶便扑倒在雪地里。

奶奶患了中风。从此奶奶瘫痪在床，口齿不清。

后来，父亲把爷爷奶奶接到北京一同生活。在协和医院和后来的301医院给我奶奶治病，但是很难治愈。

1955年，奶奶去世了，还不到六十岁。我没见过我奶奶。奶奶的名字叫周霍氏。

1956年，父亲和母亲结婚。从此，二老相濡以沫几十年，不离不弃，同甘共苦。（以后我会另外撰文详述母亲的历史）

解放以后，父亲一直从事军事工程技术和工程机械等方面的科研工作。那个年代，全国上下不论是地方还是军队，人们都以努力工作，多做贡献，不断进取为荣。

1958年夏天，他们的大儿子，也就是我出生了。

在我出生之前，父亲正在昌平三工校开会，筹备一个工程装备方面的展览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会来参观。所以父亲忙得不可开交。他只得把临产的母亲接到昌平，住进了招待所。

生我的那天，父亲叫上了一个同事，开车赶往301医院（解放军总医院）。结果来到沙河镇的时候，我母亲坚持不住了，马上就要生产了。刚好附近有一家驻军医院，坐落在一所寺院里。所以，我出生在庙里（哈哈哈）。

其实，在当时的京郊，寺院算是好房子了。后来，我问过母亲那是哪个部队的医院，母亲说她实在想不起来那个部队的番号了。出生后，我的病历全部转入301医院，并入母亲的病历。

当时，父亲见我平安出生，母亲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把我们母子留在了医院，急忙赶回单位投入紧张的工作当中。

由于来得匆忙，一应生活用具都没有带。军队的护士非常热心，把她们的用品拿来给我们用，并且这个医院平时也很少见到婴儿，所以这些姑娘们把我们娘俩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父亲也许是太忙了，也许是第一次有孩子，半个多月之后，他突然想起还有他老婆孩子在沙河的医院里。他急忙找了一辆三轮挎斗赶忙医院，将我们娘俩接了回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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