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东方头条 时间：2020-03-12 13:39:43
“面对新的工作环境，还要连续上岗12小时，大家在心理、身体方面都需要适应，但却没有丝毫犹豫，迅速投入工作。”
“虽然比不上医务人员那么伟大，但能尽自己的一份力为疫情防控作贡献，还是很骄傲的。”
“工作中，我们尽量为旅客着想，尽量让他们能早点回家。”
“我们现在也算是‘隔离人员’不能随便进出。每天就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、通个视频，看看两个孩子。”
“现在，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志愿者，我在机场一线，丈夫与儿子在小区门岗一线。整个社会齐心协力、众志成城，坚持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！”
穿上防护服，戴好护目镜、手套，3月11日早上7点，杨健康和组员们从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启程，前往浦东国际机场，开启12小时的驻场工作。
根据上海市确定的涉外疫情防控和入境人员健康管理措施，所有中外人员在进入上海之日前14天内，有过重点国家或地区旅居史的，一律实施居家隔离健康观察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。3月6日起，来自上海16个区的驻点人员进驻浦东、虹桥两大国际机场，负责人员信息登记、专车护送等工作。
浦东迅速集结了167名机关干部、50名公安干警、55名公交大巴司机快速到岗，启动浦东、虹桥“机场24小时驻点值守”接送境外来沪返沪人员居家隔离工作。连日来，驻点工作人员们不分日夜坚守在一线，坚决守牢疫情防控的门户通道。
随时准备上“前线”
3月6晚上6点左右，在区规划资源局工作的杨健康正在家吃晚饭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告知他需立即前往疫情防控一线，且7点前必须到浦东新区区委党校集合。放下电话，杨健康就去准备衣物。一旁的妻子也没觉得奇怪，因为丈夫曾和她说过，最近要随时准备上“前线”。
到了区委党校，杨健康和浦东机场驻场点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接受了培训，并分了组，每个组需连续上岗12小时，按照三班两运转轮值方式满负荷运作，并吃住在区委党校。杨健康成为驻浦东机场T1航站楼第二工作组的驻场指挥，和15名组员简短沟通后，他和组员们互相帮着穿上防护服、戴上护目镜，搭乘专用巴士赶往浦东机场。
“那天去机场的路上，我的心情还是有些忐忑的，一想到马上要上疫情防控一线，感觉有点不太真实。然而几分钟后，真实感便来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，杨健康说，他发现自己的护目镜很快起了雾，不到20分钟，头发都湿透了。
为有序安排重点地区人员入境，浦东机场设定了需要居家隔离健康观察人员入境后的集散点，16个区的接待“摊位”就设在这个接待大厅。杨健康为小组成员分设了不同岗位：6名干部和两名公安干警在登记点负责登记信息；8名干部负责需隔离人员的跟车转运。3月6日晚9点，他们正式开始了驻场的工作。
“您好，我们是浦东新区的工作人员，协助您办理回家手续，请问您的居住地是哪里……”面对陆续到达的旅客，驻点工作人员首先会进行沟通，了解他们的居住地、打算采用哪种交通方式离开、要求他们填写《重点国家入境人员登记表》等，再按照接待流程，专人、专车保证旅客从出机场到进家门口，全程形成从入境到隔离的全流程闭环管理。
“面对新的工作环境，还要连续上岗12小时，大家在心理、身体方面都需要适应，但却没有丝毫犹豫，迅速投入工作。”杨健康说，3月6日的第一个班次还算平稳，3月8日的第二个班次，接待大厅迎来客流高峰，“状况”也随之而来。
下午3点多，一个韩国家庭来到了信息登记点，由于语言不通，杨健康找来了驻机场的翻译人员。经了解，他们在浦东有居住地，并已有私家车等在机场接人，于是按照流程进行信息登记、核实等工作后，工作组的跟车转运人员将他们送到了私家车停放点，并同时拨通了所在街道的电话。但电话那头却反馈说，这户韩国家庭所住的楼宇设置了中央空调，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，于是他们又折返回至信息登记点。
“如果不能居家隔离，他们就需要集中隔离，当时，这户家庭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。”杨健康说，由于等候时间较长，5岁的小女孩有了情绪，韩国夫妻也开始着急，“我们又进行了多方征询，得到的回复仍旧是：设有中央空调的楼宇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。”
随后，在和翻译的沟通中，这户韩国家庭搞清楚了相关规定，了解到他们不能回家是因为中央空调，于是立即提出自己居住的房子是独立的中央空调，并不和整栋大楼的空调系统相通。了解到这一信息，工作人员马上和管辖街道联系，请他们核实，并确定房子是否具备一人一居室等隔离条件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沟通，好消息传来，原来该栋楼宇的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中央空调，互不相通，符合相关居家隔离条件。事情得到圆满解决，这户韩国家庭顺利回家，所在社区及时做好了接收工作。
“旅客从落地检查，再到我们申报点登记信息，基本上要经过好几个小时，加上旅途的劳累，有些人员会心情烦躁，甚至发脾气，我们能理解，只能耐心地和他们解释。”杨健康表示，大部分旅客还是很配合的。3个班次下来，他和组员已逐渐适应了工作节奏，“第一次脱掉防护服，人有点虚脱的感觉，现在好点了。大家也不抱怨，而是经常相互鼓励，大家团结协作、其乐融融。”
由于当时走得匆忙，杨健康没带够换洗衣物，3月10日，妻子特地从家里带了一些过来，放在了门卫处，夫妻俩也没见上面。“我们现在也算是‘隔离人员’不能随便进出。每天就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、通个视频，看看两个孩子。”杨建康说，前期，自己报名了区里的疫情防控突击队，做好了随时上一线的准备，家人也比较支持，一时的困难，克服一下就好，“虽然比不上医务人员那么伟大，但能尽自己的一份力为疫情防控作贡献，还是很骄傲的。”
只求旅客平安到家
在这批驻点人员中，来自浦东新区区委党校的王畅，工作经历有些特别。原本她被安排的是跟车集中转送，但在首个工作日当晚，一个突发事件让她火线转职。
“3月6日晚8点，我开始站第一班岗，晚上11点左右，来了一对日本父子，他们看不懂登记表格上的中文信息，和民警手舞足蹈地比划着，民警也不太擅长外语，双方沟通出现了问题。”此时，王畅恰好在一旁目睹了一切。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她拥有专业八级的英语水平，见此情形立刻上前尝试用英语与这对日本父子交流。“我询问了他们的航班信息、目的地与交通情况，还联络了前来接机的司机，问清楚了车牌号、停车地点等。”联络妥当后，这对日本父子便被转交到另一名志愿者手中，由其根据刚刚登记好的信息，将旅客陪送至私家车停车处。
后来王畅了解到，原来驻点人员的召集令下得很急，专业翻译人员还来不及到场。于是指挥部紧急决定，让王畅临时负责旅客信息登记点的翻译工作。几个班次下来，火线上岗的王畅利用自己的外语特长帮了不少旅客。
“因疫情防控需要，现在对于境外返沪人员的防疫措施较为严格，消耗的时间也比较长，这段时间，我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旅客，其中也有情绪崩溃的。”王畅感言，面对旅客的各种负面情绪，驻点工作人员会照单全收，尝试在交流中打开心扉，在相处中互相理解。
“干嘛啦你们？还让不让人回家了？”“手机都被耗到没电了，5个多小时了，还要继续审问吗？”……一个执勤日的凌晨0点11分，登记点处传来了一阵吵闹声，一名年轻女子因为手机没电，联系不上家人，刚登记完个人信息就情绪崩溃了。
几名志愿者走上前去，想给予帮助，但却遭到了误解。“你们这么多人对我一个，想干什么？有意思吗？”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，同为女性且年龄相仿的王畅上前一步，接过同事递来的充电宝，为她的手机充电，并安抚道：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们现在就能回家了，登记好了咱就走。”
一边说着，王畅一边请该女子坐下歇息一会，没想到对方却大哭了起来。“我不能坐！我的腰在日本滑雪时受伤了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！”王畅只能陪着她站着，面对面听着她的哭诉，等待她情绪稳定下来。
“将心比心，我能理解她的心态，一个人负伤回国，接受检查登记的时间比航班飞行时间还要长，而且她还带了4个沉重的箱子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”听着对方的哭诉，王畅也不禁留下了泪水，护目镜都起雾了，但是防疫工作的责任，让他们必须把工作做到位。
大巴调度到位，准备提前出发，王畅与同事帮着这名女子，把行李送上车，该女子也缓和了下来，一路上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“这几天，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旅客，有哭的，有笑的，有为祖国自豪的，有批评我们不高效的……特殊时期，我们只希望旅客能够平安回家。”王畅说。
沉默旅途尽职尽责
“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，跟车途中旅客和我们基本没有交流，一方面出于防疫需要，一辆大巴只搭载不超过10名旅客；另一方面，大家也确实很累了。”负责跟车的机场志愿者顾文静说。
顾文静是浦东新区文保所的职工，3月6日中午接到召集令，回家拿好换洗衣服与生活用品后赶往了机场志愿者的驻扎点——区委党校。从那天起，她与其他志愿者便开始了党校与机场间两点一线的生活。
她被分配了跟车的岗位，要陪护搭乘大巴集中转运的旅客前往各个街镇，并与街镇工作人员妥善交接。她所在的工作小组共有8人，分成4个小分队，每班大巴由一个分队负责陪护。
“一般，我们会安排一人负责给司机导航，一人负责与街镇接应人员联络，确定具体的接应地点。”顾文静说，他们会将旅客直接送到小区出入口处，与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交接，交接完成后旅客会由社区工作人员陪护到家中，并开启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，以此形成入境重点旅客的管理“闭环”。
“相对于驻场的工作人员，我们的工作相对按部就班。”顾文静回顾了自己第一次跟车的经历：3月7日凌晨2点开始，她与同事陆续接到了要集中转运的旅客，5点左右凑齐了9人，大巴正式启动驶离机场。“第一站要前往北蔡地区，夜间道路空旷，行程非常顺利，我提前半小时与北蔡镇城运中心联系，确定了接应地点，抵达时接引人员已经在等候了，对方与我们核对了旅客信息，签署签收单，就交接完毕了。”
9名旅客转送完毕，顾文静回到机场时，发现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。“这一圈最远的跑到了三林、洋泾，行程中旅客基本没有和我们说过话，大多在闭眼休息。”顾文静说，他们偶尔也会遇上闹情绪的旅客，这时只能尽量去安抚，鼓励他们坚持完这最后一段路。
“我们现在是做一天、休息一天，一次早8点到晚8点的日班，一次晚8点到早8点的夜班，日夜颠倒的确比较吃力，但大家都在努力坚持。”顾文静说。身穿全套防护服，为了避免浪费，值班的12小时里大家都会尽量减少吃喝，有同事犯了胃病，但也坚持着熬到下班时间。
“工作中，我们尽量为旅客着想，尽量让他们早点回家。”宋鲲是跟车志愿者小组的负责人，他向记者阐述了这样的理念。“3月8日晚上7点半，已经临近交接班的时间了，但还有一批旅客等待发车，而且这时候，所有大巴都已经派出去了。”宋鲲没怎么犹豫、直接联络了指挥部，当场调度了一辆大巴前来。“虽然牺牲了一些休息时间，但想到这批旅客可以尽早回家休息，无论从防疫还是服务的角度来说，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。”
而这也正代表了所有机场志愿者的愿望。顾文静说：“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志愿者，我在机场一线，丈夫与儿子在小区门岗一线。整个社会齐心协力、众志成城，坚持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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